儒家是有神论但不是神本论。儒家承认鬼神的存在，又以天道为神，但不承认有一个创世造人的人格神存在。或者说，儒家是以性与天道为神的神本论。我在《圣经中的神》中指出：
“这些上帝或昊天上帝（五经中的上帝），都是孔子编撰圣经时对古籍概念的沿用。经过孔子之手，上帝已非人格神，而是与天道同义，可视为天道的形象化象征。这是圣经中昊天上帝的正义。其余解释皆非正义。”
圣人以神道设教。这里的教，是教育、教化、教养、教导之教，不是宗教的教；这里的神并非指人格神，而是是形容天道至诚无息、四时不忒的神妙。天道就是万物资始的是乾元，或与坤元统称太极。
太极堪称创始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最高神。落实于人为人极，即十六字心传之道心，王阳明先生生天生地、神天神地的良知。也可以说，良知就是最高神，就是创世造物的造化之主。他创始一切拥有一切潜在一切超越一切。
宇宙生命一切现象，包括所有意识和鬼神，无非良知的作用和现象。万物资始万物资生，言其创始性；万物皆备于我，言其万有性；人人有太极物物有太极，言其潜在性；形而上者谓之道，言其超越性。
如果把良知喻为大海，一切现象就是其涌起的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波涛。一切现象皆有限，生命有限，有生老病死；宇宙有限，有成住坏空。唯良知无限，无涯无际无始无终无数无量而又唯一。
良知心道心的心，即理，心学即理学；心即仁，心学即仁学；心即道，心学即道学；心即圣，心学即圣学；心即神，心学即中华神学；心具形上性，心学即形而上学。此心发作，有机会落实到政治，即是王道；落实为制度，即是礼制。
儒家宗天而教，就是宗道心而教，宗良知而教，可谓中华特色的宗教。论文化可称为儒教、仁教，论政治可称为礼教、国教。圣人和圣王则堪称广大教化主，那是文化教育、道德教化、礼乐教养意义上的教主，绝非宗教意义上的教主。哪一个宗教教主配与中道圣人相提并论？
儒家宗教化，与佛道耶伊并列，有违中道文化和王道政治的宗旨，是对孔孟之道的贬低，并且很可能变成儒家政治化的障碍，其不良影响有二。
其一、容易导致儒家狭隘化。盖宗教必须有教主，教主思想不容异议，而儒家倡导言论自由和当仁不让于师。即使孔子之言，也没有不容异议的道理。其二、逆乎政教分离的进步潮流。儒家不怕逆潮流，但不能逆进步潮流。道统高于政统，儒家指导政治，本来理直气壮，何必自缚手脚？
潇湘厅友言：“《史记》‘鲁人皆以儒教’，即以儒术教化人。《晋书•宣帝纪》‘博学洽闻，服膺儒教。’此儒教乃是儒家学说。至于将儒视作宗教，可能是康有为以后事。”作明厅友言：“宗教都是经过漫长漫变历史形成的，绝不是今人立马儿能造出来的，使儒家宗教化的企图，对儒学的复兴将会有恶劣的影响，其有违儒家的性质和宗旨，况且未来的仁义中国根本不需要这东西，有了它，反而成了仁义中国对外施加影响的绊脚石和文化冲突的催化剂”云。
或问：“面对儒教式微之状，从下行路线安身立命处讲，对于广土众民，是否要尊一涵盖一切仁本精义的人格神的天帝以作为万物主宰，供人祭祀礼拜。”答：人格神的天帝是原始蒙昧主义的残遗，儒经中的昊天上帝去人格化，成为道体的别名。重新将天道人格化，就是将儒家宗教化，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反动。
唯有太极才能彻上彻下，人格神就不行。盖人格属于形而下的现象，道心所现之象。任何现象都是有局限的。故人格神既上不去，更不可能彻下。太极可以潜在于万物，谁有本事让人格潜入万物让万物具备人格？把天道理解为人格神，是对天道的一种虚构妄测，心外求法，道外拜神，儒门外道，此之谓也。
外道一词有二义：一、凡中道、仁道之外的学说，皆为外道；二、吾道一以贯之，即仁以贯之。以为仁性之外别有王道和天道者，心外求法、仁外求道者，对于孔孟之道即仁本主义来说，亦外道也，
要举儒家宗教化的好处，肯定可以举出不少，如可以填补民众信仰真空，可以更好地吸引下层民众，可以有助于平衡世俗政权等等。但是，首先必须解决一个问题：是否存在人格神，宗教化是否无违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方法。
这里必须如理如实，实事求是。如果答案是否，那就绝不可行，好处最多也不行。儒家以诚为天之道，以诚之为人之道，岂有将天道假设为人格神以罔民哉。
万物并无一个有人格的上帝作为主宰，人格神也无法涵盖性与天道，涵盖仁本主义精义。认为需要一个人格神供广土众民祭祀礼拜，可能是无意中受了西方宗教模式的影响。重尊道统重建礼制，众民自可安身，士人自能立命。儒家下行路线应是以正宗儒学启蒙民众，而不是为他们造一个有人格的天帝。
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
责任编辑：近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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